在规范性理论方面，我主要以元治理理论作为主要对话方向。一方面，我正在探索中国独特政治行政体系下政府、市场和网络治理的整合，以及共同创造的路径。另一方面，我以中国的实践案例，回应了关于权威环境主义的争论。